本文目录

高士其——卓越的科普作家

高士其（1905——1988），中国著名科普作家。生于福建省福州市，20岁从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毕业，先后就读于美国威斯康幸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不幸的是，在一次实验中他感染了甲型脑炎病毒，逐渐全身瘫痪。此后数十年间，尽管他“被损害人类健康的魔鬼囚禁在椅子上“，但依然向人们奉献了数百万字精美的科普文艺作品。

192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

高士其同每天一样，又是第一个来到了细菌学系实验室。他要给笼子里的豚鼠注射甲型脑炎病毒，然后取出它们的脑子进一步观察。说不上为什么，他的左耳道这几天发炎了，疼痛一阵阵加剧，身体也感到很疲劳。“要是能休息几天就好了！”高士其这样想。可是不行，他手中的实验停不下来。

“嘭！”正当高士其聚精会神工作的时候，他手中装满甲型脑炎病毒的试管爆裂了，毒液随之四溅，弄了他一身一手。同室的人见状，惊慌地呼叫起来。高士其并不害怕，他要征服这些毒菌。前些天研究一种食物毒菌，他还将一部分经过减毒的毒菌吞食下去，进行自身感染试验，令老师和同学们瞠目结舌。高士其迅速把破裂的试管做了处理，便又专心致志地继续试验。他没有想到，这次却种下了影响他终生的祸根。

半个多月后，他的左耳听不清声音了，脖子转动困难。最糟糕的，是一向挺麻利的双手却经常颤抖，怎么也不听使唤。这是怎么啦？高士其毕竟是正在攻读医学博士课程的高材生，他怀疑自己得了甲型脑炎。经医生诊断，他的假想得到了证实。患病的原因，就是那次破裂试管中的病毒顺着他正患炎症的左耳膜侵入小脑，从而破坏了小脑的运动中枢。医生预言，他最多还能活5年，好好安排后事吧！

高士其被判处了“死刑”，这个打击实在是太沉重了。他从医院出来，直觉得天旋地转，仿佛正沉落到一个黑洞洞的深渊，越陷越深。“难道一切就这样完了吗？”高士其痛苦地思索着，徘徊着。他是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来美国求学的，本来学的是化学，先在威斯康辛大学，后又转入芝加哥大学。就在快要毕业的时候，传来了姐姐被霍乱夺去生命的噩耗。“病菌，又是可恶的病菌！”高士其想到了得白喉死去的弟弟，他眼睛射出愤怒的火焰，“我一定要消灭这些害人的小魔王！”于是，他放弃了心爱的化学专业，进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决心做一名细菌学家。可是现在，和“小魔王”的战斗刚刚开始，自己又被击中了。

医生劝告高士其中止学业，立即回国休养。经过一番剧烈思想斗争的高士其，有自己的打算。尽管每周都要发一次病，发病时脖颈发硬；头往上仰，眼球向上翻；两手抖动不止，他还是坚持研究病毒、细菌，终于完成了医学博士的全部课程。

1930年秋天，高士其回到了阔别5年的祖国。这位海外游子是怀着满腔热忱归来的。而等待他的却是饥饿和失业。他曾在南京中央医院弄到检验科主任的差事，可连申请购置一台显微镜都得不到批准，这如何能行？他离开了。后来他到上海，住在一个窄小的亭子间，靠做翻译工作和当家庭教师来维持生活。由于经济困难，营养不良，他的病症加重了。这时，他与董纯才、张天翼、艾思奇等进步文化界人士有了往来。文思奇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介绍给他，使他在艰难中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他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消灭害人的“小魔王”，必须先消灭社会上的“大魔王”。从此，他便用颤抖的手拿起了笔，以此为武器，奔向擒拿大小“魔王”的战场。1933年，他的第一篇科普作品《三个小水鬼》发表了。1935年，又发表了第一篇科学小品《细菌的衣食住行》。此后，他便一发而不可收，短短几年就写出了上百篇科普作品和论文，为中国科学文艺作品的诞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这个期间更改了自己的名字。本来，祖父给他起名“高仕棋”，“仕”反映其书香世家，“棋”则是现从康熙字典查来的，原因是算命先生说他五行缺金。当他郑重地用起“高士其”这个名字时，朋友们不理解为什么要把“仕棋”两字的偏旁去掉，他认真地解释说：“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

1937年夏初的一天，文思奇来向高士其辞行。“你到哪里去？”“延安！”艾思奇附在他耳边小声说。高士其激动了，攥住文思奇的手恳求一同前往。他这时行动已很困难，可心情相当迫切：“我一定要到延安，我一定能到延安，就是爬，我也要爬到延安去！”不久，他接到艾思奇从延安捎来的信，在“八一三”隆隆的炮声中离开上海，前往延安。他身体残疾．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奔向延安，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啊！两个月后——1937年的11月，他终于奇迹般地来到了宝塔山下。当毛泽东同志紧紧握住高士其的手，高声说出“欢迎你，中国红色的科学家”时，他觉得一股暖流直涌心间。那天夜里，他睡不着觉，挥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哦，我是一个不能走路的人。

不能走路

也来到延安

也要在路旁助威呐喊：

赶走日本强盗！

还我中华河山！

在延安，高士其的生命获得了新的力量，他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写作、讲课，孜孜不倦地工作着。而那里的医疗条件是很恶劣的，高士其的病情日益恶化，终于全身瘫痪。组织上全力挽救他的生命，派人护送他经重庆去香港治疗。此后，他辗转流亡于九龙、广州、桂林、上海、台湾，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中一方面同疾病斗争，一方面坚持创作。诗歌《黑暗与光明》、《给流血的朋友》、《我的原子弹也在爆炸》等，科学论文《自然运动大纲》、《跃进三百年序》、《天的进行曲》以及《新科学与新民主》等，都产生在这个时期。这些作品笔锋尖锐，既阐述了自然发展的规律，也揭露了敌人的罪恶，表明高士其已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

1949年5月，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高士其经香港来到北京。在融融春色中，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他，并安排他住进了北京医院。10月1日，他在“隆隆”的礼炮声中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庄严的开国大典。后来，他这样叙述当时的心情：“我能亲眼看到新中国的诞生，看到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在全国人民胜利的欢呼声中，我的病所给我的一切痛苦，都被胜利的风吹走了。”在北京平面胡同的一套房间里，高士其开始了新的创作生活。

每天，当太阳刚一升起，他便起床、穿衣，在别人的帮助下吃早点。然后，用10分钟时间做简单的医疗体操。接着是看报，首先是《人民日报》还有《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高士其的写作方式是很特别的。他瘫痪后，不仅腿不能走路，手不能握笔，下肢僵硬脖颈歪斜，而且连说话能力也逐渐丧失，听力也很微弱。每创作一篇作品，他都要把阅读过的重要资料分析、整理，反复思考，在脑子里形成初稿。当秘书在他身旁坐下时，他便一个字一个字地口述腹稿，由秘书记下来。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发音也不清楚，秘书必须集中全部精力才听得懂。有时候遇到一个难懂的名词，他必须反复地说十几遍，或在纸上写半个多字，秘书才能领会。到后来，他干脆说不出话来，只能发出“嗯嗯”、“呵呵”的声音，得由秘书或妻子接口型“翻译”成文。就这样他一天天地都在写，每天只能写七八百字。写好之后，还要三番五次地反复修改。在差不多40年的时间里，高士其就用这种独特的写作方式创作了400多篇科普论文和科学小品、200多篇科学诗歌，汇编成20多本书，总计达500多万字。这是多么丰硕的成果！这又是多么艰苦的劳动！

高士其在用心血著述，在以生命创作。他的作品，每一个字都融进了科学真理、爱国激情和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为了搜集科普素材，他曾坐着轮椅到鞍钢、到大庆、到呼伦贝尔草原、到西双版纳丛林。即使在那寒凝大地、是非颠倒的日子里，他也不曾向恶势力屈服，继续着自己的事业。1975年1月，他趁参加全国四届人大的机会，当面向周总理陈述了对科普工作的建议；粉碎“四人帮”不久，他又向中央领导同志呈递了加强科普工作的意见书。有时，他甚至因连续创作突发急症，经医院抢救方能脱险。然而无论如何，都不能使他放下战斗的笔，都不能停止他生命的追求，正如他在《生命进行曲》中所吟唱的那样：

在冰雪的南北极，

在炎热的赤道上，

在海拨两万尺的高空，

都能找到你的影踪。

饥寒、疾病和一切自然灾害，

是你的敌人。

你和死亡搏斗，

在生存斗争中取胜。

生命啊，我赞美你，

你是一首唱不完的歌，

你歌唱欢乐的大地，

你歌唱喜悦的春天！

当社会主义祖国的春天来临的时候，高士其的科学文艺创作也走过了半个世纪的路程。1984年12月，人们在北京隆重集会，向他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和美好祝愿。此后，他依然一如既往，致力于科学普及工作，直到1988年12月19日逝世。

在悼念这位科学文艺作家的日子里，人们盛赞他的伟大人格，不断地吟咏他写下的赞颂天庭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诗句。其实，高士其本人就是一个盗火者——盗取人类智慧之火，“将科学和文明遍撒人间”。在中华民族向科学技术高峰攀登的伟大进军中，人们将永远不会忘记高士其的名字。

赵一曼

1926年，有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在那个春寒正浓的清晨，在那个名叫伯阳咀的崎岖山路上，走出了一位衣衫单薄、神色坚毅的女子，那就是赵一曼。对于身后的故乡，赵一曼没有丝毫的留恋。赵一曼的内心，早已被到宜宾求学的渴望所充盈。此时此刻，中国的千百万妇女仍然在忍辱负重，仍然在随遇而安。赵一曼却走出来了。而且是从一个偏远的乡村、从一个封建色彩浓郁的家庭里走出来了。仅此一点，足以令许多五尺须眉汗颜。之后，在宜宾女中，赵一曼掀起了惊心动魄的运动浪潮：带头剪发、抵制仇油、宣传演讲……正是在历经锻炼的过程中，赵一曼逐步走向成熟，于21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赵一曼先后到川南中山学校、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掌握革命理论的同时，提高了革命本领。

1928年回到上海后，赵一曼辗转白区，从事地下工作。血雨腥风的日子里，无论条件多么恶劣、时势多么艰险，赵一曼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本色。她曾经在寒风凛冽的夜晚，饥肠辘辘徘徊街头；她曾经在临产的前夜，还蜷缩在乱草堆中；她曾经靠变卖首饰艰难度日，并以丈夫赠与的怀表换取到新地方工作的船票……然而，生活的艰难，敌人的猖獗，丝毫没有动摇赵一曼对革命的信心。她指导工人运动、组织地下活动，搅得敌人惶恐不安，而工人、群众的反满抗日情绪却日益高涨，出色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

1934年，赵一曼请求到游击区工作，先后任珠河县（今尚志县）县委常委、特派员、妇女会负责人、抗联第三军第二团政委。此时的赵一曼已不仅是有着爱国思想的农村少女，也不仅是激情澎湃的学生领袖，而是一位英姿飒飒、智勇双全的指战员。赵一曼面对的，是凶狠残暴的日军和张牙舞爪的伪军。运武器、摸哨所、打伏击，赵一曼每次都冲锋在前，身先士卒。赵一曼以自己的智慧和勇敢，沉重打击了敌人，赢来了群众赞誉。在日军重兵围困的最后时刻，她把突围的任务交给其他同志，自己则坚持到弹尽粮绝、重伤被俘。落入鬼子之手的赵一曼大义凛然，以备受酷刑的代价，保护了其他被俘的同志，保守了党的机密。值得一提的是，赵一曼还成功策反了伪军看守。虽然最终未能脱离虎口，却再次深深震撼和打击了敌人……

赵一曼英勇就义至今69年了。长期以来，人们怀念赵一曼、敬佩赵一曼、歌颂赵一曼。从某种意义上讲，赵一曼已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爱国精神，一种前进动力。

赵尚志

志东北抗联名将赵尚志抱憾终生最恨死在汉奸枪下百战不殆的天纵之才赵尚志，最大的敌人不是日军，而是身边层出不穷的汉奸；他一生最遗憾的事情，一是被别有用心的人以党的名义孤立抛弃，一是死在了叛徒的黑枪下。 1942年2月12日，凌晨1时，黑龙江省萝北县，寒风低吼。东北抗日联军名将赵尚志带领他的士兵向梧桐河方向移动。部下刘德山说：“咱到菜园子屋里暖和一下。”又说，“你们先去，我去解手。”说罢，他转身行至赵尚志身后，举起步枪。子弹从腹部穿过，赵尚志立仆在地。毕竟是赵尚志，他操起手枪，朝刘德山打去，刘的头、腹部各中一弹，当即毙命。刘德山，原名刘海峰，黑龙江珠河县（今尚志市）人，老猎手，枪法奇好。被日本人收买来刺杀赵尚志。赵尚志被扶进附近一个孤独的农家小屋，屋内新婚不久的女主人吓懵了。但听说是赵司令，便用结婚缝制的被褥包住赵，并用温暖的手捂着赵尚志被冻得冰凉的手——直到今天，这个当年的年轻媳妇已经老了，但还保存着包裹过赵身体的被褥。在萧索的寒夜里，一队日军和伪警察，在另一个刚从赵尚志身边溜走的汉奸张锡蔚带领下，潜行过来。短时激战后，赵昏迷过去。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爬犁上，他说，“只想死在千军万马中，没成想死在刘炮（刘德山）手里。”此时，赵才知道，此行自己身边的5个人中，就有两个是汉奸。此前短短的几年间，赵尚志部队从最初的7人发展到6000人，在数百场大大小小的战役中，很少有失败的时候，其天才般的谋略，让日军闻风丧胆，发出“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的感叹。在东北抗日战场上，一直有“南杨（靖宇）北赵（尚志）”的说法。而前者也于1940年2月23日，被一个汉奸带来的日军杀害。抗日14年间，东北战场上出现了难以计数的汉奸。以赵尚志为总司令的东北北满抗日联军中，也出现过一些汉奸，他们从军长到师长到普通士兵，什么级别的人都有，以至于赵对汉奸，一直有着近乎神经质的敏感和戒备，却不料最终还是宿命般死在了汉奸枪口下。斗争环境极为复杂，最早要刺杀赵尚志的汉奸叫周光亚。在日军悬赏1万元要赵人头的时候，周混入赵部，因为有点文化，被任命为司令部秘书。这期间，有人到游击队办事，见到周光亚。周怕暴露身份，于是当另一名汉奸以医生名义混入队内后，他寻机将支队经济部长李启东杀害，夺款逃跑。此事对赵尚志刺激极大，李启东比他大12岁，赵一直视其为大哥，是跟着赵创立游击队的七人之一。李被刺后，司令部对奸细问题警觉起来，经过对“医生”的审问，才知道他准备投毒害死赵尚志等人。从此，赵尚志无时不刻地警惕着汉奸。这对他一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因为对汉奸过于敏感，他在被诬陷和开除党籍后，曾下意识地把一些党内领导和奸细联系起来，从而又遭到更为残酷的对待。彼时，在东北，9·18事变后，张学良率部撤走，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尚弱，加之东北在日本人统治下成立了伪满政府，无依无靠的民众，面前摆着五条路：一是当伪满政府的帮凶，二是做伪满洲国的顺民，三是上山当土匪，四是自发地组织抗日义勇军，五是跟着共产党打游击。事实上，当顺民的人最多，到伪满政府“工作”的人次之，其余的人选择了后三条路。在当时的日军看来，后三种人都是土匪，其中，赵尚志是在日伪政府办的《盛京时报》上出现频率最多的“匪头领”，普通民众刚开始也都把赵尚志的部队当土匪。在中国，其他地方抗日8年，而被国民党放弃掉的东北则实际上与日本人斗争了14年（按年份算15年），在最初的几年内，抗日队伍群龙无首，大多数是江湖出身，扰民伤民时有出现，使得东北民众根本看不到民族的希望，其中一些人的奴性在此刻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曾是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原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李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小的时候，日本人在东北大量种植鸦片，让中国人吸食。当时，吸鸦片和种鸦片的人都很多，以至于鸦片成了硬通货，买东西时，拿出相当大小的鸦片就能成交。“当年走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乌烟瘴气。”李敏说，许多人在染上吸大烟的瘾后，被日军用鸦片“钓”住当了汉奸。参加到抗日队伍中的一些人原本也有吸大烟的习惯，在山上坚持不住了，就背叛部队下山投敌。“抗日联军”成分多样东北抗日环境的复杂性表现在，除了小股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外，其余的抗日队伍多具有三面性，他们一会儿意气风发跟着共产党打日军，一会儿自立山头去做土匪（许多土匪与日军有通联行为），一会儿干脆下山给日军做帮手。即使他们当汉奸时也有两面性，有时竟也会哗变一下，把对方的伪军带上山倒戈抗日。在抗日初期，赵尚志本能地鄙视和讨厌土匪，不愿意与他们为伍。那时候，仅在赵尚志游击队活动的珠河一带，就有许多义勇军、山林队，如“九江”、“容易”、“跨海”、“双盛”、“白龙”“闯江南”“压东洋”、“北来”等大小三四十股。在此期间，赵尚志曾与这些队伍麻烦纠纷不断。后来在党内又被一些人盖了顶帽子叫“关门主义”，意思是，他关起门不愿意和大家团结抗日。很快，赵尚志认识到，共产党的游击队尚弱，要抗日必须联合这些杂牌军，于是，委曲求全，放下成见，收编了许多“山头”，成立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司令部，赵尚志被推选为总司令。然而，这支队伍中出现一些汉奸几乎是注定了的。比如，赵尚志为了收编一个叫于九江的土匪，和他结拜为“兄弟”，任命其为第七师师长。但于九江匪性不改，进行内奸分裂活动，被赵尚志兵不血刃用计拿下。诸如此类被背叛的事情，时有发生。但赵尚志相信每个人终归都有民族良心，所以，许多次打仗，只要对方是中国人，他就手里拿着一根小木棍，骑在马上喊话。有士兵说，“别喊话了，枪子儿可不听你的呀！”赵尚志说，枪子儿能打着几个敌人，我一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就很可能跑过来一大群。在一个随时都可能潜伏土匪的部队里，赵尚志的警戒心理可想而知。尤其在经历一次次背叛后，再接收他所不信任的山林队人马时，他甚至要设置圈套加以考验。1934年春节前夕，他召集队员问，谁愿意请假回家过年，当时有几个士兵请了假，过完年回来后，赵尚志就不要他们了。他说，用这些办法看看哪些人有动摇的思想。当然，他的这一做法又受到了党内一些人的批判。蹊跷的军中谎言虽然是杂牌军组成的抗日联军，但凭借无与伦比的军事才能，赵尚志打了不少胜仗。为了聚拢人心，他经常把缴来的枪弹物资分发给各种抗日队伍，同时帮助一些有发展前途的队伍打仗以壮大他们的力量。到1936年，赵尚志一手创建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已发展到10个师，共计6000余人。粉碎了日军及伪军的数次大讨伐，赵尚志亲自率领军队远征黑嫩平原，半年多的远征中打了大小百余战，杀死杀伤敌人8000多人。就在此时，改变赵一生的重大事件发生了。当时，中共中央和东北共产党失去了联系，恰好共产国际所在地苏联和黑龙江只隔一条江，所以，东北共产党实际上受驻在共产国际的王明及康生指挥。这两位领导都没去过东北前线，但指点起来却成竹在胸。赵尚志前后两次公然反对他们的路线，这在当时被一些人说成是“反对王明，就是反对党中央。”对王明路线极不理解的赵尚志，派部下朱新阳带信去苏联面见王明汇报。结果，王明把朱新阳扣下，开除党籍。此间，无论是党内还是敌方，都盛传一种说法：北满或吉东共产党领导层里有奸细。日伪当局称为“吉东和北满两省委间之倾轧斗争”。正在这时，抗联第六军一师代理师长陈绍滨从苏联回来带口信说，苏联远东军区司令海洛将军要抗联的一位重要领导过江商量抗日大事。经抗联内部的会议商量后，决定要赵去苏联。赵到了苏联后，对方却不承认邀请过他，当即将赵关起来。不久，北满临时省委被改组，赵本人被“永远”开除出党。赵尚志的部队被改编为第三路军，赵手下的第三军政治部主任李兆麟出任总指挥。在苏联的禁闭室里，赵尚志联系到现实种种，怀疑北满省委主要领导中有奸细。当然，后来他为自己的猜疑做了检讨。而自己与陈绍滨素无恩怨，因而到死的时候，赵也不敢断言，究竟是谁指示这个人把他骗到了苏联。虎落迷局在苏联，赵尚志被困一年半，后来，苏方以“误会”为由放了他，并任命他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组建了100余人的骑兵，让他带走。回到东北后，他才知道，自己6000多人的部队，在仅仅一年多后，已经死的死散的散，所剩无几了。以前收编来的部队大部分叛逃，第八军军长谢文东，三军二师师长兰志渊已向日伪当局投降。得知赵尚志回来后，曾经捎口信把他骗到苏联的陈绍滨威逼部下先缴了赵尚志的几个士兵的械，又威逼部下去抓赵。后来此人又到处散布消息说，赵要捕杀所有北满省委的主要领导。于是，没有人敢去见赵尚志，赵被孤立起来。在缴不了赵尚志枪械的情况下，陈绍滨秘密命令部下，向附近的日军报告，让他们来捉赵尚志。其汉奸嘴脸终于暴露出来。陈绍滨于1940年后消失了。长期来，抗日联军中的将领鱼龙混杂，由于条件不允许，收编而来的杂牌军很难得到正规的政治军事训练，所以，问题百出。尔后，失去自己部队的赵尚志只好返回苏联，渐渐被排挤出了东北抗日的局外。一年后，不甘心成为闲人的他，借机向苏军领了一个班长级别的小任务，带了5个人回到东北。一踏在东北的土地上，他就下定决心不再去苏联。由于急于扩充实力，在吸收队员时，他“饥不择食”地来不及认真考察，被日伪特务混入，引来杀身之祸。 1942年2月12日上午，在受伤8小时后，赵尚志牺牲。日军叫来了已投降日寇的原东北抗联第九军军长李华堂辨认尸体。在审讯室里，李华堂一眼就认出了自己曾经非常崇拜的赵尚志司令。尽管有很多日本人跟着，他还是哭了，大声喊：司令，你也这么着了吗？你也这么着了吗？他嚎啕大哭，被日本人强拉了出去。（感谢原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李敏，原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赵俊清，赵尚志外甥、齐齐哈尔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龙，国家一级作家王忠瑜等对此文的贡献）

比干

没错，商朝那位，不过比干是国神，正牌财神是赵公明

秦琼和尉迟敬德成为门神是因为历史一事，看下面的资料

关羽并没有把门身和财神这个称号抢走，因为秦琼和尉迟敬德仍然是正宗的传统门神，而关羽也列入门神像行列，是因为大家都喜欢把古时的忠义之士作为门神

关羽被奉为财神,因为忠义被商家供为保护神,久而久之也成为了财神

国神比干，子姓之后，沫邑人（今卫辉市北）。生于殷帝乙丙子之七祀（公元前1092年夏历四月初四日），卒于公元前1029年。为商朝贵族商王太丁之子，名干。比干幼年聪慧，勤奋好学，20岁就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又受托孤重辅帝辛。干从政40多年，主张减轻赋税徭役，鼓励发展农牧业生产，提倡冶炼铸造，富国强兵。商末帝辛淫乱不止，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比干夫人妫氏甫孕三月，恐祸及，逃出朝歌，于长林石室之中而生男，名泉（林姓始祖）。比干为林氏之太始祖。而如今林姓后人在各个领域内，成绩非凡。

后来周武王为封比干垄，垄为国神。赐后代林姓；魏孝文帝拓跋宏立庙宇；唐太宗下诏封谥“忠烈公”、“太师”；宋仁宗为《林氏家谱》题诗、元仁宗为比干立碑塑像、清高宗祭文题诗、清宣宗修复比干庙正殿等等。

《史记•殷本记》载：殷商末期，很多诸侯背叛了纣而归服西伯。西伯的势力更加强大，纣因此渐渐丧失了权势。王子比干劝说纣，纣不听，更加淫乱，毫无止息。微子曾多次劝谏，纣都不听，微子就和太师、少师商量，然后逃离了殷国。比干却说：“给人家做臣子，不能不拚死争谏。”就极力劝谏。纣大怒，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于是剖开比干的胸膛，挖出心来观看。

````````。。

财神文化```````````````````````````````

琉璃窗、朱漆门，堂上供着大财神；大财神、出凡尘，三聚三散越王臣；越王臣，富贵身，手里捧个聚宝盆；聚宝盆、天下闻，财源滚滚满乾坤；……

——汉代童谣

财神是道教俗神之一，是中国民间供奉的招财进宝之神。世人向往美满富贵的生活，而这种追求实现与否往往与个人占有财富的多寡有关，于是许多人虔诚敬奉财神，期望财神能够送财。财神信仰出现于宋代，其后逐步流行，在民间有广泛的信仰基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祈福纳财是人之常情。“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有了千田想万田，得了银山想金山”是俗人的做法；“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雅士的原则。虽然说法不同，但一样都反映了千百年来人们对钱财的追求和崇拜，以至于兴起了一种财富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就是“财神”，主旨是教育人要取财有道，鼓励人要乐善好施。

民间财神信仰的最大特点就是：财神并非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一个来源极不相同的各种神的集合，有专司人间财富之神赵公明、公正无心的纣王叔比干、生财有道的陶朱公范蠡、忠诚信义为本的关羽等。比干，是众多财神原型中年代最早的一位，因其“无心”，也是人间平等与公正的期望。

财神承载着人们招财进宝、日进斗金的美好祈盼，寄托着人们合家富贵，人财两旺的心愿，已然成为社会各阶层的共同信仰。正如一副财神庙上的楹联所写：“蕴玉藏珠，善贾固皆蒙乐利；心耕笔织，寒儒亦可荐馨香。”在中国道教神仙谱系中，财神无疑是最受欢迎的神灵之一。

武圣人关羽的内幕

武圣人关羽的内幕关羽活着的时候最高爵位是亭侯，死后被封王，封帝，最后被封“关圣帝”，巡查天上、人间、地府三界，统领儒、释、道三教。关羽的真实形象是怎样的呢？从《三国志》中我们知道关羽最早崭露头角的一出戏《温酒斩华雄》，其中真正斩华雄的人是孙坚。而关羽领导的最著名的一次战役——水淹七军，据史书记载，关羽的胜利不是因为他有智慧，而是有运气。由于秋雨连绵，曹操被迫从樊城退兵。至于千里走单骑的故事更是莫名其妙，当时从许昌到冀州走直线过黄河的话只有五百里。可是在《三国演义》里关羽选择了一条奇怪的曲线，竟然走了两千里才到冀州。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关羽失荆州，走麦城是“刚而自矜，以短取败”。真实的关羽只是武功盖世而已，在政治、军事方面都算不得杰出。史书称其“颇盛气，好凌人”，那他后来如何挣得圣人的名号呢？这与荆州流传多年的“端公舞”有关，人们跳这种舞祭拜亡灵，相信冤死的人不得升天，会化作厉鬼在人间报仇。关羽的死有很强的悲剧色彩，恰巧吕蒙和曹操不久后也相继去世，人们认为这是关羽的厉鬼来报仇了。于是，关羽作为厉鬼在荆州地区被人崇拜了三百年。三百年后的隋朝，有一位智者大师到这里传播佛教。由于佛教是外族的东西，佛教中的圣像又有强烈的异域特色，很难被当地人接受，这时关羽出现了。相传智者大师要在玉泉山建寺，但是山顶上有泉水，水下是无底洞，根本无法建寺。于是，智者大师每日在这里打坐修行。一日关羽从天上飞过，口中大喊：“还我头颅，还我头颅。”智者大师对他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当日被你过五关斩六将的人，又找谁要头颅呢？”关公便停下来听智者大师说法，后来顿悟，带人来玉泉山建寺，七日乃成。从此关羽一改厉鬼形象，做了佛教的护法。两百年后，到了唐朝，儒家学者认为关羽的“忠义信勇”符合儒家思想，于是在关羽的手中放了一本《春秋》。从此关羽非《春秋》不读，一介武夫变为儒将。中国的第一任武圣人是太公吕望，关羽、张飞、周瑜都是作为他的陪祭进入武圣庙的。到了宋朝初期，宋太祖赵匡胤因为自己是平民做皇帝，所以坚持有皇室血统的刘备不合王权神受，而推崇曹操的正统身份。关、张、周被赵匡胤逐出武圣庙。关羽从上层社会走入民间，进入说书艺人的故事。由于刘、关、张的穷苦出身与说书艺人相同，而桃园三结义又是当时社会最理想的人际关系，于是刘备受到说书艺人的同情，被描写成理想的仁君形象，关羽、张飞都成了维护正义的英雄人物。一百年后，关羽的故乡——山西运城的盐湖不知为何不产盐了。当时盐湖的收入占宋廷税收的六分之一，宋徽宗对此忧心忡忡。徽宗信道，此时道教门派众多，各派之间相互排挤。龙虎山的张继道是徽宗器重之一，张天师主动请缨到山西为皇帝排忧解难。可是几年过去了，盐湖还是不产盐。这时张天师想到当年轩辕黄帝和蚩尤大战，蚩尤死后化作盐池，如今必是蚩尤作怪。于是奏明徽宗，要请当地的神仙关羽来战蚩尤。传说轩辕黄帝姓赵，是赵宋的先祖，因此与蚩尤之战不仅关乎财政，还与赵宋王权有关。徽宗把自己的年号封给关羽——崇宁真君，命他去战蚩尤。不久后盐湖恢复产盐，关羽正式进入道教。此后，北宋与辽、金交战，关羽又作为鼓舞士兵的战神被封——义勇武安王。根据《三国志》和唐人的诗文记载，关公的兵器应是剑，为何后来变成了青龙偃月刀呢？原来在宋朝的义勇武安王画像中，关羽身后有两名士兵，一个举着“关”自旗，一个拿着掩月刀。宋代《武经总要》中记载：掩月刀并非用于杀场，而是在仪仗中代表勇武的一种武器。元朝的关汉卿是把这把威武的大刀交到关公手中的第一人。由于元朝政府看不起汉族知识分子，禁止南人习武、祭拜，象关汉卿这样的汉族文人不能走仕途之道只好以写戏剧为生。他们希望有关羽这样的大英雄出现，拯救人民于水火，于是关羽在民间戏剧中不断被神化着。到了明朝，太祖朱元璋认为民间习武，农民起义，对皇权有威胁。关羽再次被驱逐出武庙，义勇武安王的封号也被废。这次他是如何东山再起的呢？还是让我们到福建东山的关帝庙去看一看吧，那里作为仆人的周仓居然被塑的和他的主人关羽同等大小。相传南宋最后一个皇帝赵昺和左丞相陆秀夫逃到此地，走投无路，一同投海殉国。陆秀夫的魂魄投入关帝庙的关羽像中，而赵昺的魂则投入周仓像中。毕竟赵昺是君，陆秀夫为臣，在这里的关公与周仓之像被塑造得同等大小。正是由于陆秀夫的加入，关羽又多了反抗外族的忠臣形象。明世宗嘉靖年间，东南沿海一带倭寇入侵，关公再次被朝廷启用，在他的两旁还加上了岳飞和陆秀夫。到了明朝末期，关羽正式取代姜尚作了中国的第二任武圣人。经过宋元时期民间艺人和下层文人的刻画与虚构，关羽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到了明朝，由于上层文人和贵族对戏剧的喜爱，关公的形象被进一步改写。在《三国志》中有三处明显指出关羽降曹，在这个大英雄身上怎能有投降的污点呢？于是罗贯中写出一段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典故，以及后来的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如此描写，不仅掩盖了关羽投降的事实，而且使他的形象更加完美。单刀会的主角本是鲁肃，他面对关羽毫不畏惧，义正词严要讨回荆州，为何到了《三国演义》中主角变成了关公呢？若刘备借荆州不还，则关羽镇守荆州成为霸占荆州，此后失荆州、走麦城就缺少了悲剧色彩。同为山西人的罗本便在这出戏里加了一个虚构的人物——周仓。周仓一句“天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岂独是汝东吴当有耶？”把整个形势逆转。刘备作为有德之君，汉室正统，霸占荆州是为恢复汉室的正义之举，则关羽也成了正义之师。元代有一出《关公斩貂婵》的戏，虽说历来大英雄都不会为女色所动，但是让关羽亲手斩了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还是有损英雄形象。于是到了明代，这出戏有了另一个版本《关公与貂婵》这次关公与貂婵解除了误会互生爱慕之情，但最终关羽还是为事业放弃爱情，而貂蝉仍是以死告终，不同的是这次是自刎而死。通过话本、戏剧、小说，关羽的塑造已日臻完美，但作为一个反击外族的汉族忠臣形象，关羽又如何被清廷政府所接受呢？原来在满族入关之前，《三国演义》被翻译成满文作为贵族内部的政治和军事教科书。努尔哈赤自比刘备，比蒙古为孙权，所以关羽作为英雄早已被满蒙所接受，在抚顺的皇宫内就建有关帝庙。清朝入关后，历代皇帝不断为关圣帝追加封号，乾隆时加至十一个字，到光绪时已有二十六个字了。在民间许多行业都认关公为行业祖师爷。如做豆腐的、打铁的、做剪刀的、剃头的，甚至做灯烛的也因关公挑灯读《春秋》而认他做祖师爷。清朝中叶，源于遍布大江南北的晋商在生意场上的成功，被供奉在晋商会所的关羽又多了财神的形象。到了清末民初，中国大大小小的关帝庙有几万座，远远超过文圣人孔子的孔庙。

---------门神--------------------------------------------

正宗的传统门神，是唐代两位名将——秦叔宝和尉迟恭。秦琼、敬德作门神的根源出于霍州，出于隋唐霍邑之战。

隋末，炀帝无道，天下大乱。公元617年，唐公李渊由太原起兵南下，欲伐隋建唐。兵至吕州霍邑（即今山西省霍州市），被隋将宋老生所阻，无计南行。这霍邑，地处山西南北交通要道，北藉韩信岭，南扼白壁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早在尧舜时便享有“中州重镇、帝都屏障”之称。双方相持月余，传说李渊在霍山神的帮助下，方克霍邑，斩宋老生，然后势如破竹，直下长安。李渊在长安建立大唐，其立基之地山西却被号称天兴皇帝的刘武周所占。刘武周克并州，陷介休，取霍邑，占河东，势力将及关中。 619年冬，李世民率师返晋。收河东，复平阳，兵至霍邑。刘武周命元帅宋金刚死守霍邑，宋金刚命偏将尉迟恭扼守白壁关，阻止李世民北进。

李世民多次攻白壁关，损兵折将，徒劳无功。李世民转师东向，620年沿霍山西麓进入霍邑。霍邑境内东部，素有“米粮川”之称。尉迟恭探知李世民已避过白壁关天险进入霍邑，便挥师迎击，在“米粮川”与李世民行军总管秦叔宝展开一场殊死大战。二将交锋，几乎每个回合都是尉迟恭打三鞭，秦琼还两锏。因为尉迟恭的鞭重六十斤，打三鞭用力一百八十斤；秦琼的锏重九十斤，还两锏用力也是一百八十斤。“打三鞭还两锏”说明二将基本势均力敌。李世民对尉迟恭的忠勇耿直早有所闻，对其精湛的武艺又深为赞叹，今坐观二虎相斗，唯恐必有一伤，于是鸣金收兵，以图寻机收尉迟恭归唐。

李世民多次恩遇尉迟恭，多次劝其归降。尉迟恭最后答应，只要刘武周死了，他便归唐。李世民求贤心切，又不能马上擒杀刘武周，无奈便杀了一个酷似刘武周面目的人，将人头送与尉迟恭。尉迟恭未能辨出真假，便归降了李世民。李世民平息了刘武周的战乱，帐下又添一员虎将尉迟恭，心中欢喜不尽。他决定在霍邑稍作休整，然后班师回京。

李世民夜宿霍邑衙门（即今霍州署），不料多次在梦中被两个无头的人惊醒。李世民仔细琢磨，这两人一个像617年在霍邑所斩的隋将宋老生，另一个却像那个被充作刘武周而割了头的人。这两个无头之鬼时时骚扰，使得李世民坐卧不宁。李世民召见徐茂公求计，徐茂公道：“主公屈杀这似刘武周之人，乃因急于收降尉迟将军所致，主公可派尉迟将军夜守衙门，或许得以安宁”。李世民依言，使尉迟恭守门，果然那个似刘武周的冤魂不再来扰，而那个像宋老生的冤魂仍至。李世民再次求计于徐茂功。徐茂功道：“臣闻宋老生虽系隋将，但其忠勇可嘉，窃闻宋老生平日极敬佩秦二哥为人，试增派秦二哥夜守衙门，或许得安。”李世民依言增派秦叔宝夜守衙门，果然宋老生冤魂也不再来。

正因有此在霍邑徐茂功出策，秦琼、敬德夜守衙门之前车，才有泾河龙王扰太宗，太宗宣召徐茂功、秦叔宝、尉迟恭见驾之后辙。由此可知，秦琼、敬德两位唐代名将初识在霍州，酣战在霍州，结谊在霍州，二人作门神的根源也在霍州。据说吴承恩在《西游记》中描写的门神形象，便以霍州门神为素材，天津杨柳青的门神国画，也是霍州门神的集锦。

大家都喜欢把古时的忠义之士作为门神

门神是我国民间贴在门上的神像，贴门神风俗的基本意图是渴望摆脱灾难，得到幸福。门神源于远古时期的庶物崇拜。据查考，我国周代就有门神，但那时的门神还无名无姓。门神在汉朝时有三位，一位是成庆，另二位是神荼及郁垒，至唐有了秦叔宝、尉迟恭二门神。宋元之后，民间的门神多得不可胜数。直到今天，春节贴门神画的风俗依然存在。秦叔宝、尉迟恭两位武将门神，在民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关于秦琼、敬德成为门神有个传说：李世民为了争皇位，在玄武门杀死兄弟二人，住进皇宫以后，经常做恶梦，梦见他两个兄弟变成恶鬼来找他索命，终日心神不定。太宗有两位将军，一个是勇猛无比的尉迟敬德，一个是每战必胜的秦叔宝。二将军自愿戎装守门，李世民这才安心。可是，只要他俩一离开，李世民马上就会犯病。魏征叫画匠把秦琼、尉迟恭的像画下来，贴于门上，李世民从此再不做恶梦了。这事传到民间，老百姓都知秦琼和尉迟恭的厉害，也仿着画了他俩的像，过年时贴到大门上，叫做“门神”。